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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国中医诊断学的奠基人——怀念国医大师邓铁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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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医自古以来并无诊断之学,望、闻、问、切称为“四诊”,有专门的著作,而辨病、辨证则很少有专书,大部分分散在医经、方书、类书、医案之中,即使清代奉敕所撰的中医教科书《医金鉴》,也只有《四诊心法要诀》,辨证则分散在各科之中。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新中国建国初期。

      1956年我国建立起中医学院,亟需要中医学教材。邓铁涛教授参与了教材的编写工作,他提出应把《中医基础理论》中的有关诊断部分即四诊与辨证部分离出来,加以系统化形成的学科——中医诊断学。这一得到国家卫生部的支持,并委托他们编写《中医诊断学讲义》。

      他的观点是,从临床思维过程来分析四诊与辨病辨证是一个统一整体,两者常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交叉,循环往复,始能达到准确诊断。就是说从四诊检查,到辨病辨证,再到进一步作四诊检查,如此往复循环,使诊断臻于完善。两者的分离不利于中医学的发展;如果把两者统一起来,形成一个学科,成为中医基础理论与临床各学科的桥梁课,则不但方便学生对诊断学的理解与掌握,而且对中医学的发展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我在学中医时读过一部这种观点的讲义,尽管它内容虽不甚丰满,但它首先搭起了这一桥梁学科的框架,对中医四诊与辨证做了精辟的论述,为后来中医诊断学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这种首创性工作是功不可没的。

      为了不断充实完善高校教材,邓铁涛教授先后编写了二版教材(1964年)、五版教材(1987年),并为教师编写了教学参考书《中医诊断学》(公元1987年)。公元1988年他又为临床专家和研究者编写了《实用中医诊断学》。全书分上、中、下三篇,上篇论述中医诊断学的历史,中篇论述现行临床中医传统的诊断学理论与方法,下篇论述现代研究之进展,以融古通今的方式,使读者加深对中医诊断学的理解,出版后获得好评,2004年修订再版。2000年他应“中国现代科学全书总编辑委员会”的邀请又编写了《中医诊断学》,这是向国内外介绍中医诊断学的简本,短小精干适合临床医师应用。

      邓铁涛教授主编的《中医诊断学》有三个特色:一是重视辨证的实际应用。他认为“辨证”是中医的特色,为现代医学所没有,只有达到正确的辨证才能指导正确的立法处方用药。但是中医的辨证是从多角度、多层次、多方位进行的,方法繁多,如何执简驭繁是临床难于掌握的问题。他提出一个综合运用的思,在《实用中医诊断学》中专设《辨证方法的综合应用》一节,首先把辨证分为外感与内伤杂病两大,然后提出辨证论治步骤三段十步法,并从临床思维方法来解析,使学者容易掌握。对外感病他伤寒与温病辨证相统一。二是重视中医诊断史研究的作用,认为从中医发展历史中可以引出经验,找出教训,得到信心,理出方向。三是重视现代研究进展,使学者看到中医诊断学与时俱进的步伐,现代化的与热点,有利于理出今后研究工作的头绪。

      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引进我国现代的中医学,现在日本全国研究现代中医的团体已有50余个,他们与日本传统汉方医之重视以伤寒疗杂病虽有区别,但也运用脏腑、六经及其他辨证,也研究温病和近现代中医的著作,也辨证论治使用汤剂。为适应这一形势,日本松本克彦于公元1976年全译了邓铁涛主编的《中医诊断学》二版教材,为日本的学者提供一本学习中医的良好参考书。后来《实用中医诊断学》的部分内容,如《病案形成和发展》也被日译发表在日本《汉方研究》上。

      美国哈佛医学院教授,美国替代医学研究中心主任Marnae Ergil全译了《实用中医诊断学》,并由著名的Churchill Livingstone出版社在全世界出版发行,作为外国人学习与研究中医的桥梁。译本前言说:“Marnae Ergil对邓铁涛教授著名的诊断学指南的出色翻译,使一本重要的中文教材能为医生和东亚医学生所备用。邓教授是一位当代的著名医生,也是一位现代中国医学、人类学研究的巨匠。这本临床手册作为现代中国中医的重要课本业已出版。毫无疑问,用英文表达他的诊断名著,将会使中医诊断学得到更准确、更细致的理解,所有医生和学生必然欣喜不已。”“本书具有标准教材的各个方面,是唯一语言出版物,它将四诊的特殊之处与种种失调特征非常细致地联系在一起论述。”还提醒读者,“在中医里,诊断并不意味着要求达到明确的病理实体上,但它有相当程度的定位倾向,是一种灵活机变的临床剖视观。诊断不应当是一种强制的或乏味的,而是对疾病典型特征的分类,考虑到现实的病人生命活动的实际情况”。可以看出学者对中医诊断学特点的理解和对邓铁涛教授本人与本书的评价是相当高的。现在该书又有了德译本。